摘要：[24]在此类情形中，如果要求执法机构满足个人查询、复制、更正、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不仅会对执法机关的正常履职造成影响，而且会促使执法机关收集与储存更多的个人信息，对公民的隐私造成威胁。 ...
自由权是以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自由，既是对国权的限制，也是臣民权利的规定（这里提及耶利内克的公权论）。
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诚然，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相比，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表现形式、实施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讲，二者具有一致性，体现了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政治准则、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功能目标、共同的历史使命。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一方面，要立足当前，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用法治手段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公正规范有序的法治环境，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刻的转型变革进程中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平稳健康有序。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通过法律对国家与社会生活关系的有效调节，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生活的规则之治。厉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回眸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思想观念，儒家学说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并且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不断更新发展，显示出长久的思想文化生命力，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法律文化的变动过程。(27)参见刘涛：《美国紧急状态下的刑事司法：历史、述评与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第117页。
实质上，该机制的建构就是怎样在法与政治、社会的互动中，实现应急性司法政策的正当化。⑥从社会治理角度看，道德、宗教和法律同时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第四，不加区分地将所有司法政策用作裁判依据。此时，如何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化解社会矛盾，达致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良善治理，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应有之意。
但与此同时，这种化解方式却带有明显的阶段性而难以持续。(29)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39页。
此特殊时期的社会秩序追求毫无疑问地充当了从严从重处罚的行为依据。(32)见前注③，宾凯文，第38页。在赵某某寻衅滋事案中，一方面，为论证司法活动的正当性，该案的裁判文书说理明确指出：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针对与防控疫情有关的人员实施的违法犯罪，扰乱疫情防控正常工作，要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依法体现从严的政策要求，有力惩治震慑违法犯罪。(13)袁兵喜：《效力与效果：司法政策的中国语境》，载《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164页。
从结果来看，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都是对犯罪嫌疑人行为加重处罚。(35)杨建军：《通过司法的社会治理》，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第15页。(46)在此特殊时期，公诉方只要以妨害疫情防控为诉请，往往会及时快速地被认定犯罪甚至从重处罚，有些违反其他保护法益或者能否构成犯罪都存在重大疑问的情形，却悄然被列入疫情防控类犯罪。(13) 当下，司法政策作为一特定法律术语频繁出现于现实裁判和官方文件中，但时至今日，对其内涵的清晰界定仍未形成。
相对于直接出台司法解释，应急时期司法政策为法官提供价值衡量基准，以政策指引方式明确裁判活动的行动准则。结合一般性司法政策运用实践以及应急时期司法被赋予的独特治理任务，我们可将应急时期司法政策的运用归纳为作为裁判‘依据和作为裁判背景两种类型。
当常规的司法资源不足以应对高发的社会矛盾而维稳又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司法政策就会从法治化偏向治理化，而在治理化的逻辑主导下，地方司法实践就很容易出现‘运动化现象。另一方面是，司法政策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这种对制度的超越将会在短期内获得极好的社会支持效果，从而使得大量的相关矛盾都涌向诉讼。另一方面，为了快速化解纠纷和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管理层也往往会借助司法政策实现公共政策目的。内容提要：在国家处于应急时期时，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联合出台司法政策已成为非常态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例如在制定刑事司法政策时，我们既要以刑事政策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引导，更要注重通过刑法教义学对刑事政策的边界加以控制。(15)一旦紧急状态解除，这些应急性政策也理应随之消逝。(63)参见宋保振：《智慧社会背景下司法治理的理念转变与实践创新》，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93页。
(56)司法政策与法律规范都是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依据，而法律或法律精神应当是司法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二)间接运用：作为裁判背景 相比直接在判决文书中援引应急性司法政策，并以之作为裁判依据强化说理论证，司法政策融入裁判的另一方式就是作为裁判背景。
在此界定中，又存在地方性法院、检察院能否制定司法政策，以及司法政策能否包括法律解释等诸多问题讨论。只要是从严认定和处罚，就必然会产生公众满意的社会效果。
一方面，法经济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存在可以参照对比的先例，进而可以让我们展开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然而这种先例却只能出现在常态社会。(37)参见郑智航：《最高人民法院如何执行公共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司法意见为分析对象》，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11页。
这也回应了如上司法政策运用中，将其笼统用作裁判依据所带来的系列难题。具体操作中，该价值衡量多是依附特定的法律规范，对规范的适用效果进行调节以补充说明和强化论证。但是从援引这些应急性司法政策进行裁判的案例，甚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公布的典型案例来看，该客观标准却并未被严格恪守，主要存在两方面误用。(31) 再次，从法经济学角度看，成本—收益理论也不能有效化解政策与法律的选择难题。
(17)参见孟融：《中国法院如何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以法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为分析对象》，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184页。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之前从重从快严打政策偏差的反思与纠正，(62)以及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两高两部《意见》规定的坚决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用足用好法律规定，依法及时、从严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并明确列举需要依法严惩的十几类犯罪和它们分别的入罪情节。
(35)狭义司法政策特指司法机关为执行社会公共事务而制定的有关审判与执行的制度或内容。(39) 第二，维稳目标导向致使应急性司法政策的运动化执行。
司法实践中，应急性司法政策背书的最大价值就是对相应案件的裁判理念进行倾向性指引。作为结果的司法政策看似是中立和非政治化的，实则只是法律形式包裹下对公共政策的简单复制，如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就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要将法律条文规则的适用与中央政策精神的实现相结合……确保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
面对这些案件，司法政策相对于法律规范，具有明显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优势，通过司法政策及时快速地做出回应，引领社会活动，这比查明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更有意义。(21)《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一批)》案例五，见前注20如两高两部《意见》在提出依法严惩疫情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明确列举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务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入罪标准。新冠疫情期间的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通知》《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一)》)和《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二)》)。
(37)参见郑智航：《最高人民法院如何执行公共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司法意见为分析对象》，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11页。而体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最高司法机关在两高两部《意见》等司法政策制定时认识到了之前盲目从重司法理念和刑事政策的弊端，尽力避免不分具体情况一刀切的简单操作，对暴力伤医、制假售假、哄抬物价、趁火打劫等严重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必须坚决依法严惩。
这既包括制定司法政策的法律依据欠缺、制定和发布主体范围不明、制定程序不规范等，又包括司法政策与司法解释的关系有待厘清、司法政策的软法或非正式法源地位有待明确。其实，无论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司法实践，还是法与社会关系理论来看，在国家紧急时期，充分发挥司法政策的应急效用进行社会治理，都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一)风险出现原因的多角度审视 社会治理自始是一个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过程。(69)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司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不仅在私法领域，更重要的是在规范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关系的公法领域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这也构成应急时期司法政策效用发挥的理论基础。
